上 粮

   “上粮”，是20世纪70-90年代人们最最重要的事情，随着国家取消农业税，上粮才正式结束，并成为广大农民记忆中的事。

   土地下放承包前，上粮都是由生产队（村民小组）组织实施。每到秋季玉米（苞谷）、水稻收割后，生产队（村民小组）在组织社员（村民）把+稻谷收割、脱粒、除杂、晒干后，首先将粮食分给村民，其次的就是上交公粮（简称“上粮”）。

   当年，我们村“八山一水一分田”，上粮主要以玉米、稻谷为主，其中玉米占比大，超过二分之一还多。上粮前几天，队里组织队员将要上粮的粮食在队里的公房前院坝里进行翻晒，由一个有经验的队员确认后，正式通知队员第二天去上粮。当天天黑之前，队里要安排劳力落实好防雨防潮防盗措施，布置好第二天去粮管所上粮的有关事宜。

   每年的9月、10月，正式进入“三秋”工作（秋收、秋种和秋粮入库）的黄金时间，在完成“双抢”（抢收、抢种）后，最主要的活路就是准备上粮。乡镇街道干部职工的工作重心之一也是督促老百姓上粮——上交农业税。

   上粮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全家人都要动起来，根据年龄、劳动能力等因素，各自都有分工。

   清早起床，我的任务就是打扫好院坝，把板凳搬出去，拿上晒粮席子、大簸箕，支撑好，哥哥姐姐负责把粮食一一搬运出去，而父亲与其他长辈则负责翻晒。经过3至5天的暴晒，粮食晒干脱水，基本就可以达到上粮入库的标准了。这个时候，父亲就会亲自把关，抓几颗苞谷或者稻谷放进嘴里，用牙咬，如果粮食完全脱水，会碎成几块，声音清脆，证明就可以入库了，反之，就要继续翻晒。

   上粮，看起来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劳动，其实一点也不轻松。

   上粮当天，天蒙蒙亮，一家人就得起床。我家离粮管所大约4公里，没有公路，全部是乡村小道，行程得1个小时左右。那时候没有车，也没有马，运送主要的方式就是人力挑，一个人大约挑120斤左右。

   赶到粮管所，来上粮的村民很多，粮管所周围都是上粮的村民，有的一家人、有的数十人，人们匆忙赶到之后迅速地把粮食找一块坝子放上，一家人就守着粮食等粮管所收粮食的人来验收，同时还得抽一个人去“排队取号”。

   排队取号，也是有讲究的。如果取得早，排队在前面，就会很快到自家，如果排队取号在后面，就得一直等，有时候一等就是一天。在等的过程中，男同志就敞开衣领，一边抽烟过瘾，一边用草帽扇风纳凉。女同志则解下头上扎着的方巾，一边擦汗一边用手指轻轻拎起贴在身上的衣服透风，有的甚至做起针线活。有的三五成群集中在一起摆龙门阵，家长里短，天南海北就“侃上了”。有带上娃娃的，最兴奋的就是娃娃了，那个年代，粮管所的院坝恐怕是整个乡镇最大、最好的院坝了。这个时候，难得一见世面的孩子们不停地跑来跑去，一边跑用双眼搜索着周围，看看是否还有“新鲜”可看。

   当粮食运到粮站后，在这里不仅有长长的队伍要排，更有质检这一关要过，称重、质量检查才是上粮过程中最艰难、最难把控的环节，而这也是村民们最为烦心的。运气好是马上称秤开票；运气较好的拉到一边去继续晾晒一会儿，清除杂质以后再交；如果杂质较多或者遇上态度较差的技术人员的只能继续在粮管所的院坝里翻晒，一直到合格为止，有的家离粮管所近的就把粮食挑回去下一次再来。

   过秤后，我们还要及时的把粮食送到仓库。送粮食进仓库，这个既是劳力活也是技术活，当年是没有机械化传送带的，要把粮食送到粮食仓库顶上，就是凭一块又长又窄的木板从底下一直走到数米高的粮堆上面，送粮的人要挑起百十斤一担的粮食，小心翼翼地踩在摇摇晃晃的木板上，走到顶上，然后尽数倒下。这一切考验的不仅仅是体力，更考验胆量和技术。

   90年代之后，粮管所技术人员使用上了干湿检测仪，检测精度进一步提高，群众意见就相对少了许多。但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因为是干湿检测仪，要把粮食用一个带齿轮的手摇机进行磨碎，取多少粮食进行磨碎，要看粮管所技术人员，有的粮管所技术人员抽取粮食少、有的抽取多，关键是检测后的磨碎的粮食面他们要收走，不给老百姓。因此，时常有人提意见。但由于精度高，收粮的速度大大提高，群众的意见越来越小。

   2005年，国家开始实施“两减免、三补贴”政策，逐步减轻农民负担，至2006年1月，国家正式废止《农业税条例》，农民不用上粮了，这标志着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税——农业税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如今，上粮这一经历，正被当作过去的故事渐行渐远，慢慢的随着时光流失在历史的长河中，这段经历让我终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