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村医堂哥

   晨雾漫过那片正在疯长的油茶树林时，做村医40多年的堂哥将最后一支青霉素放进铝制药箱。金属搭扣的“咔嗒”声惊醒了檐角的麻雀，扑棱棱掠过晾着草药的簸箕。就这么个小药箱，陪他走村串寨入户进门行医四十多年了，边角磨得发亮，倒像是被山风盘熟的旧物件。

   这行医的山路上，周遭的环境有时是晨昏中一片湿漉漉的雾海，或是中午灼热的空气和暴雨相吻的灼热气息，抑或是夕阳下漫天云朵像鱼鳞般零零星星驻足的天空。踩过露湿的石板路或杂草丛生的山路，惊起了山里打盹或下蛋的野山鸡、野兔，堂哥的鞋总是被浸湿——要么是露水，要么是汗水。

   药箱在腰间轻晃，玻璃瓶碰出细碎的叮当，混着山涧的潺潺，像一支支山歌。转过弯道，手电光切开乳白雾气，照见天马寺旁边楠竹林里蜷缩的人影——采药的满公抱着左腿抽气，背篓里的天麻滚了满地。 

  “挖淫羊藿踩空了脚。”满公疼得牙关打战。堂哥蹲身摸骨，指尖触到错位的胫骨时，忽想起四十年前爷爷教他正骨的情形。那时满公挑百五六十斤的桐油果行走在山路上健走如飞，如今却白了双鬓。“忍着。”陶罐里的接骨膏是家传方子，三月采接骨木，五月收透骨草，七月的野三七晒得半干，在青石臼里舂了整宿。

   日头爬上家仙岩时，堂哥诊所里已坐着三五个乡邻。这百年老宅的梁上还留着光绪年间的喜鹊雕花，药香浸透的椽子却早辨不出本色。

   堂哥焐热听诊器才贴上孩子的后背，竹节似的小身子随咳嗽震颤。“夜里又踢被子？”鱼腥草在搪瓷杯里舒展，水汽托起乡村的清苦。窗台晒着的金银花开始打卷，与紫苏叶叠成褪色的水彩画。孩子母亲从粗布围裙掏出两枚温热的鸡蛋，悄悄搁在泛黄的《赤脚医生手册》上。

   雷雨是午后袭来的。堂哥正誊写药方，木门“砰”地撞开，徐家老二的蓑衣淌成水帘。“媳妇烧得说胡话！”这能扳倒牛犊的汉子，声音抖得像风中蛛丝。

   堂哥二话不说，急匆匆在药箱塞进急救药，背上药箱，与徐家老二急忙忙赶路。山雨砸在阔叶林上轰鸣如鼓，闪电劈开夜幕时，他望见石阶泛着青光，宛如巨兽脊骨。他喉咙里不自觉地发出不适的声音——四十年前冒雨送药摔断的肋骨，又在潮湿里隐隐作痛，而这声音转瞬就被雷声淹没。

   土家吊脚楼的艾草苦香裹着血腥味。孕妇躺在火塘边，脸颊潮红似要渗血，无意识呓语：“阿妈背我过阴河……”堂哥将银针在桐油灯上燎过，针尾颤出残影，三阴交、合谷穴落下细小的光点。箱底油纸包着的药粉被抖出来，混着井水调成糊。这是爷爷临终传的救命方。

   寅时的风捎来凉意，新生儿的啼哭刺破雨幕。徐家老二在堂屋里向上连磕九个头，震得梁上灰絮簌簌飘落。火塘添了木柴炭，火焰与炭纠缠出毕剥声，他恍惚看见自己的影子与父亲重叠——二十年前那个暴雨夜，父亲背着同款药箱消失在泥石流中，从此他的听诊器再未离身。

   回程时山涧已涨成白练，野百合垂着水珠在崖畔摇曳。药箱里的接生剪刀该煮过了，堂哥想着，拐过山坳却愣住——寨子里的太阳能路灯全亮着，点点暖黄浮在黛色山峦间，像撒了把星星。

   诊室西墙留着深浅不一的铅笔痕，每年端午添一道。最高的那道齐了门框，是侄儿去省城读医学院那年画的。堂哥摩挲着划痕，想起当年被蛇咬的孩子，如今该穿白大褂了。

   楠木箱底压着的账本，纸页脆得不敢用力翻。霜降那日，百岁五保户攥着他手腕说：“娃子，你爷爷你爹走时也是下着这样的雨。”老人眼里的火光，与爷爷的背篼里的竹把和父亲药箱上的马灯渐渐重合。

   冬至初雪那夜，堂哥在灯下写防疫手册填写统计报表。钢笔沙沙划过纸面，混着麂子鸣叫，在雪声中格外清晰。炭盆爆了个火星，映得墙上“妙手仁心”的匾额忽明忽暗。红漆剥落处，露出底下父亲手书的“积善堂”——那是我们杨家行医的初代招牌。

   破晓时分，药箱铜锁覆了层薄霜。堂哥又背起箱子踏上山路，雪地上新添的脚印与旧痕交织，蜿蜒成溪。山腰传来采药人的调子，混着药瓶轻响，荡开大山中第一缕晨光。